57年前，他只身从山东漂泊到了香港。57年后，他被香港居民评为“最受敬重的企业家”之首；他只受过4年的正规教育，却创建了全球著名的注塑机企业集团。
　　上世纪90年代，他将自己在集团的全部股份8亿港元悉数捐出，创办蒋震工业慈善基金，以期工业富民、民富国强。
　　他说，工业慈善基金市值30亿港元并不算有钱。而评论他的人说，这一基金的意义不在钱多与少，而在于其是制造工业家的工业家。17年来，基金资助培训了祖国内地3万多名工业科技、管理人才以及工业官员。
　　他就是香港知名工业家蒋震博士，1997年香港回归后工业界惟一的大紫荆勋章获得者、蒋震工业慈善基金主席、震雄集团创始人。
　　尽管我们在采访邀请函中特别注明“前往香港合适的地点”采访他，但这位年届84岁的香港工业界长者，还是将采访地点安排在深圳。他说，能方便你们就尽量方便你们，因为，“我们都在为中国工业共同努力”。
　　2007年5月7日，“五一”长假还未结束，记者走进了蒋震在深圳的办公室。
　　《论语》说：“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八十是什么？没有说。方寸之地难以浓缩蒋震50年的工业人生恋曲。那么，还是让我们听听这位工业长者的声音吧。
　　推动香港变为工业科技人才港
　　《中国工业报》：香港刚回归时，蒋震工业慈善基金资助举行了重振香港工业策略研讨会。而今，香港已回归十周年，请问您怎样看待香港工业这十年？
　　蒋震：香港过去没有什么工业，英国只是把香港作为在远东的船舶补给港，目的是把英国的产品拿到香港向祖国内地推销，把祖国内地变成英国的一个大市场。所以，香港是一个贸易港，不是一个工业港。
　　香港回归之后，我们不能再简单把香港看做英国或是其他国家的大贸易场。香港首先应该吸收外国的知识，将现代工业技能在香港一点点发挥起来，把香港从简单的自由贸易港变为自由的工业港、科技港、人才港。
　　企业要勇于承担创新责任
　　《中国工业报》：内地港资企业多以加工贸易为主，但是蒋先生以200元创业，经过50年的艰苦奋斗，将震雄集团发展成为世界注塑机领域的领导品牌之一。您怎样看品牌、技术创新与企业发展的关系？
　　蒋震：加工业过去对增加当地就业有贡献，但是只有简单的加工，没有品牌和技术的附加值增长，这只是利用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长期下去对国家的发展没有帮助。
　　我觉得，企业一定要勇于承担创新的责任。如果有普通生意就满足了，不去尝试新的东西，就不可能有长远的发展。而且，创新其实也不像想像的那么高不可攀。
　　我在震雄创业之初，首先自主设计双色吹瓶机，当时，很多做注塑机的厂家都不太相信我能成功。结果，我成功了。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缘于个人小小的经历启示：抗战时期我在重庆，看到扬子江与嘉陵江在重庆汇合后，中间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嘉陵江一边清、扬子江一边浊，一直延续到很远很远。直到从事工业后我才知道，因为这两条江水之间的压力达到了平衡，所以才这么泾渭分明。这启发了我对双色吹瓶机的开发信心和灵感。因此，也可以说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启发了我的创造灵感。
　　双色吹瓶机的成功给震雄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遇，奠定了震雄事业发展的基础。我也由此认识到，企业一定要创新才能领导市场，有新的思想，才有事业成功的根源。
　　我有心我就去做
　　《中国工业报》：蒋先生67岁时，没有将自己的财富分给自己的7位子女，而是捐出名下所有股份成立一个以促进华人制造业发展为宗旨的蒋震工业慈善基金。请问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蒋震：我在香港算不上是很有钱的人，但是几十年看到世界发展的过程有很大感触：所有的政治大国都是工业大国，无一例外，政治大国必然是工业大国。中国要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国，必须首先从工业着手。
　　如同18世纪的西班牙、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一样，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够于21世纪不但成为工业大国，更要成为工业强国，因此，总觉得应该为中国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在1990年捐出了自己当年创业赚来的钱，成立蒋震工业慈善基金，宗旨是工业富民、民富国强。也有朋友对我说：“蒋先生，你这个钱自己看起来很大，但是对中国来说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不会有什么成就！”我说，做事情就不能这么考虑。不管成功不成功、能起多大作用，我有心我就去做！只要个个有心、个个去做，中国工业一定强大，中国一定成功！
　　力所能及资助中国所需
　　《中国工业报》：您怎样评价工业慈善基金的运作效果？基金未来的资助项目和方向是什么？
　　蒋震：基金成立至今17年，已经投入3亿多元，为祖国内地培养了逾3万多名工业科技及管理人才、部分工业官员。应该说还是达到了我当初的目的。
　　最初，我重点以香港作为样板提供给内地了解一些市场经济的机会，因为香港与内地文化上同源，对中国企业改革更有现实的借鉴与启迪意义。所以，我邀请了一批内地工业企业的厂长、管理骨干到香港接受培训，考察生产力中心、外贸发展局，了解香港的运作模式，然后逐步扩大到世界各地。
　　山东一位官员在香港接受培训后，写信问我，能不能给山东的政府官员培训市场经济方面的内容？当时山东省省长也非常支持，确定每个县两名副县长级干部到香港参加培训。希望通过培训吸收香港的经验。当时香港正在推行承诺制，他们回去后，烟台、威海首先推行这个承诺制，改变了对群众来信的处理方式，获得好评，这个模式很快推行到其他省市。
　　基金资助项目很多，最初设立了杰出人才奖，目的是鼓励大家推动工业的发展。很多华人都获得了这个奖。后来，有人建议说：这个奖只是给已经成名者锦上添花，作用不明显，基金更应该雪中送炭。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现在基金主要用于工业开发、研究和人才培训等方面。中国需要什么，我们就力所能及资助些什么，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近年来，基金还加强了与政府部门的联系，配合中央及内地各级地方政府的需要，举办关于效率政府运作、法律事务、WTO全球化等专题的培训班，适应中国入世后的发展形势。
　　推动国家工业发展初衷不改
　　《中国工业报》：您在祖国内地投资已有20年，而且分布在多个省市，请问您对内地投资环境有怎样的评价和建议？
　　蒋震：相对来说，南方受香港的影响比较大。邓小平先生推行改革开放，冲破过去的教条，对中国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内地较重视形式、条文及规矩，太多的管制，反而限制了发展效益。不过，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么大一个国家，一切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不管环境怎样，我们推动国家工业发展的初衷不会改变。我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体会到没有国家的痛苦，也体会到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你再富有，没有国家的支持，没有强大的工业支撑不行。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看清楚。
　　一生笃行不言之教
　　《中国工业报》：您是香港回归以来香港工业领域惟一大紫荆勋章获得者。近日香港《苹果日报》的一份调查显示，您位居“最受香港人敬重的企业家”之首。您自己如何看待？
　　蒋震：我想，这不是简单地因为我将自己的钱全部捐出来，就获得了大家尊重。就像在家庭事务上，我有6个女儿、一个儿子，我对他们一视同仁。我自他们小时候就没什么理论教育他们，他们都很尊敬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任何不好的习惯，没有诽闻，他们看到爸爸只会辛辛苦苦地去做事，做任何事情都是光明正大，没有自私自利，他们自然就受到教育。

企业家的日常行为很重要，比如纳税。我也常说：“纳税是光荣的，不纳税赚的钱永远都是黑钱。因为我纳税了，赚的钱永远都是可以公开的、光明的。